十三年前的一天，我在灶屋里，鼓捣饭桌上的黑白电视机，又是扳天线，又是拧旋钮，终于收到了信号。于是我跪在红漆的条凳上，捧着下巴看。
　　“你做完作业没有？”姐姐叉手站在门口。
　　“快做完了，还有一首诗没背。”我颈背上一阵燥热的刺痛。
　　她径直走来拔掉插头，叫我先背熟，再背给她听。我端起书，向着角落的水缸，磕磕巴巴地读《春夜喜雨》。良久，我能合上书翻着眼睛，勉强念完，然而到了她面前，心只管突突地跳，背不出，于是看看又背，背背又看，脸和脖子渐渐地发烫。
　　“啪！”她扬起手，照我脸上一下。我摸着脸，微微抬眼，只见她眉头紧皱，颧骨上有两个肉窝。“哼……”我一边揩着鼻涕眼泪，一边叫嚷。
　　“春娃子，你在搞啥！又把弟弟整哭……”在一旁铡猪草的母亲赶忙过来，厉声呵斥姐姐，又轻轻拍我。姐姐赌气走开了。
　　时值仲秋的下午，天色阴沉，吹着冷风，昏黑的瓦屋里不久就点起了昏黄的电灯。我仗着受了委屈，又打开电视。母亲说：“先背书，背完专心看。”我才慢慢止住愁，听她的话。
　　晚间，我们生起炉子，在锑锅里炖肉。我坐在炉子前的小凳上，用小柴棍拨弄通红的玉米芯，闻着柴火和水汽混杂的味道。姐姐把电视调到石龙(邻乡)卫视，正播放着电影《金刚》，我们仨坐着等父亲收工回家。
　　好几年以后，她去县城读高中的前一天晚上，让我陪陪她。我们姐弟相对坐在床上，她打开她的巧克力盒子，拿起照片，柔声道：“帮我保管它。我的照片，你要经常拿出来看。你以后会不会想我？”我说会。我们聊到深夜。
　　之后，家里变得空虚了。我四处寻找，到她房间里，翻出了抽屉里头的日记，读到了我们共同的忧愁：曾经好长一段时间，我们多用一块钱便是罪恶。如今家里又欠了债，姐姐深怕父亲不肯供她读书。
　　在母亲的劝说下，父亲咬牙坚持，白天干活挣钱供我和姐姐，晚上照顾瘫痪在床的祖父。
　　时光里，一切都在变。姐姐大学毕业后，慢慢地有了工作，有了小家。四年前的一个夜晚，在堂屋里，她取出一小叠钱，说是第一份工资，交给母亲。母亲让我数，父亲坐在一旁，笑得合不拢嘴、睁不开眼，不住地夸赞：“嘿呀，我春娃有出息了！”
　　去年夏天，我和姐姐、母亲在客厅里看电视聊天。母亲俯卧在沙发上，让我给她捶背，慢慢地讲她的故事：“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了太多。我七八岁读书，两块钱的学费，你们外公还交不起，经常赊欠。老师催学费了，我拿不出，只有给他说‘二天再交’。本子和笔，都是一分钱两分钱的，还必须节约着用。你们外公只供我读了三年小学……”
　　母亲还说起她如何割蓑草换钱买衣裳，如何偷吃人家的花生核桃而不被揪住，如何两个人用一张票看电影……我问道:“你受了那么多苦，有没有期待以后的日子呢？”她说当然有，又总结道：“其实现在生活好了，回想起那些苦日子，也很有意思。”她八岁，也就是1976年，那时的她，该多么天真烂漫。
　　后来，姐姐和母亲都执意要送我去大学。姐姐让姐夫开车送。出发的头天晚上，我们都坐在堂屋里说话。母亲说，我国庆长假还可以回家吃好的。父亲却说:“我十七岁出门学手艺，学满三年出师，才回一趟家……冬天，雪一两尺厚，晚上骑个大梁自行车，还要摔跤，冻得手冷脚麻，皮肤开裂……你吃过什么苦？路费不贵？过年才准回来！”我不听他说完，便把头扭向一边。姐夫却笑了，大声说道：“每周都回来！现在高铁多快。”
　　出发前，父亲把我拉到一边，叮嘱我注意事项，我耐着性子听了，一一答应。上车前，他说：“有空把《父亲》这首歌找出来听。”(据说他曾经听这首歌时掉过泪)他的话把
姐姐逗笑了：“爸爸真是越老越可爱。”
　　车子开出一段后，姐夫看着反光镜，说：“看！他还在门口望。嘿！他都走到公路中间来看了。”我当时没注意到，但后来，红了眼眶。
　　国庆节回家，父亲看着我笑。我把买回去的甜皮鸭切成块，和父亲挨坐在圆桌上，吃鸭肉下桑葚酒。他只淡淡地说：“好吃。”父母干活很忙，我们只能晚上见面。
　　开学以来，我和父母联系不多。有一次，我和同学闲聊，听说她常和她父母聊微信视频，我有些失落。虽然姐姐教过他们，但他们还是不会。我想了很久，有了主意：我把手绘的微信教程并一封信、一盒米花糖投了快递。
　　三天后，我听到了母亲发的微信语音。可以想象：母亲正按着语音键，让父亲说话，父亲手足无措，半晌才开口，母亲那头尽是笑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