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70年代嫁过来的时候，可是费了好大的劲儿。
　　夫家那边儿来了好些个没见过的人，大家抬的抬，挑的挑，把爹娘给她准备的嫁妆——一个红漆的衣柜、几床新弹的棉絮，外加一些盆啊桶的，热热闹闹地搬走了。家里年龄最长的弟弟也去送她，父母还叫回了她在远方务工的六爸。老人们常说“做姨妈的不能送亲”，她的四妈不懂得这些，也跟着去了。当时交通不便利，他们一拨儿人，送亲的、接亲的，从她那个县一路走到了婆家住的县，这样绕了一大圈儿，花费了大半天的功夫，才到了长江的对岸。这里，就是她今后的家了。她没见过几次她未来的丈夫，只是听早些年嫁过来的一位婶婶介绍说：“小伙子很不错的，人老实，肯干活。”那个年代，肯干活儿可比肯读书更招人待见，她爹过河来看过后，也觉得不错，婚事就定下了。
　　那时候农村人的婚事就是“你到我家里来”，算不得天大的喜事，只是家里又添了一双筷子。直到多年以后，她回忆起那些与丈夫毫无意义的争吵，丈夫也总是以一句“是你自己要走来的，不是我抬着轿子去请你来的”结束。
　　刚住过来的时候，她终日都想跑到江边儿去，去看江的那一边，去看来处。可是，这里没有渡河船，她的身子没法像自个儿的心一样飘到对岸去；可是，这里也没有那么多留给她伤感的时间，她连从田地里抽出身来都很困难。母亲思念大女儿，但家里还有老小要照顾，父亲为了能来看她，特意走很远的路，挑着一筐破烂儿，到江的对岸来拾荒。父亲来时，她没能去接他；父亲走时，她也不敢去送他。在上个世纪的农村，像这样的事情是要招人闲话的，以前母亲因为维护娘家人受了不少苦，她从小就晓得做事情不要落人口舌，于是她只能眼看着父亲被扁担压得直不起来的背影，在寂寞的山间小道上渐行渐远。
　　她在新家的日子并不美满，婆婆对她挑三拣四，公公得了半边瘫处处需要照顾，家里十来岁的小叔子也总挑她的毛病，丈夫人虽老实，但却从来没为她说过话。她心中有恨，恨自己的苦楚无地可诉，恨这门前江河不渡。
80年代初，距离她嫁到这边儿已经有四五个年头了。这年春天，她生下了自己的小女儿，取名为“燕”，希望孩子将来能如春燕一般，飞渡长江去探望外公外婆。当时，为了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在全国大多数地方推进，粮食产量大幅度提升。小镇为了满足长江两岸人们交流买卖的需要，特意安排了一天四个班次的渡河船，每逢双号小镇赶场的日子，长江两边的渡口都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。她不像村里别的妇女一般喜欢趁着赶场天去凑热闹，但是渡河船一通，她回家的路程就缩减了一半，她很高兴。过年的时候她抱着刚出生的小女儿坐船回娘家探望，三岁的大儿子吵着也要坐船，却被家里老奶奶给拦住了。船刚刚启动时，她打了个踉跄，只得坐在船上。她多想象其他人一样地站在船头，去看看那阻拦了自己这么多年的无情的长江水啊，可是又怕怀里安睡的孩子着凉，只能坐在里头听着“唰唰——”的浪涛拍打着船身上的铁皮。
　　2016年，江河水依旧，她那一头润滑如丝的秀发早已泛起了白霜，她的一双儿女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。每年春节，家里最小的孙女儿总是抢着要给她拜年。小镇公路修通了，去年的九月初九她带着孙儿回了趟娘家。父亲是在几年前过世的，他的墓地修在后山，当时正是仲秋，山下桂花的香味飘到山上。她想起多年前夜静月圆的时候，家乡的老人们抬着椅子在山下的平地把酒赏桂，陈香扑鼻。九月里夜风习习，父亲晚年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头发，在毡帽下露出的一窜好似月光镀白的丝绒。他总是裹着十几年前的军大衣，话很少，像当年独自挑着箩筐去看女儿一样，那时父亲最爱喝她送来的酒。
　　今年的年夜饭还是大儿子掌厨，儿子随父亲，有一手好厨艺。她常常给人说：“我这人不会做饭，这些年蹭着他两爷子也吃了好东西！”年夜饭桌上，她帮小孙女去掉她最爱的红烧鱼里的鱼刺儿，儿子儿媳、女儿女婿也都为她添饭加菜，孙子外孙互相玩弄取笑，一家人整整齐齐。还在吃着饭，她在任村社员代表的丈夫冒着冷风从外面赶回来，带来一个好消息，“村委今天吃年饭，提到了一些关于从对面港口架桥过来的事情，开了年应该就计划着动工了。”孩子们很激动，都说想不到这个穷山沟里这些年变化会这么大——先是修通了连接市区和镇上的沿江公路，后来又建立了一个直接向上海运输货物的大型港口，现在立交桥和长江大桥工程一起启动，看来今后的发展是越来越快了。她听着孩子们热情的讨论，笑意都嵌入了光阴的皱纹里，她缓缓地站起身来把饭桌对面的一碟腌黄瓜端到自己面前，扭过头对身边的丈夫说：“那以后我回妈家去，你就开你的老爷车送我吧。”
　　“哈哈好啊好啊，以后就让爷爷开着他的电三轮儿带我们去河对岸兜风！”我打着哈哈，望着一脸笑眯眯的奶奶。
　　从此，江河永渡。